第二册.Volume 2

宣化老和尚追思纪念专集 In Memory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Hsuan Hua

In Memory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Hsuan Hua

宣化老和尚 The Venerable Master Hsuan Hu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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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缘三年获知音

◎ 蠡县痴翁儆樵杨富森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

一九九一年的春天,有一天,我应约去看望老友胡果相女士。她对我说,她已皈依佛教十几年了,她的师父是宣化上人。她问我认识不认识,我说:“久闻大名,可是始终没有会过!”她又问我:“有没有兴趣到法界佛教大学教书?”我回答说:“我已经退休八年了,我不想再教书了。”

她告诉我:“佛教大学是宣化上人创办的,上人的弟子中有些是外国人,他们不懂中文,可是很想知道中文,佛教大学总也找不到一位可以教中文的老师;您现在已经退休了,而且身体健康,精力充沛,能不能看在老朋友的份上,去佛教大学义务帮忙几个月?他们非常需要像您这样一位老师。”

我这个人一向是“有求必应”的,何况是老朋友相邀,我不好意思说“不”字。可是,我是一个基督教徒,对佛教只有片面的认识;因此,我感到踌躇。

果相知道我在犹豫不决,于是改了口气说道:“这么办吧:我请您和您的夫人去万佛城看一下,如果可能的话,先和师父(宣化上人)碰个面;然后再决定,好不好?”

我答应了她的建议。我虽然是个基督徒,可是我并不是那种所谓“思想狭窄”、“死硬派”的宗教狂,我相信世界上真理只有一个,可是追求真理、到达真理的道路不仅一条;因此,在我的心目中有容忍和同情其它宗教的态度和“空间”。我所结交的朋友当中,有很多是犹太教徒、回教徒、天主教徒,和佛教徒。何况我很好奇,我很想多交朋友;我很想多知道一点佛教和这位大名鼎鼎的佛教高僧。我答应了,先去万佛城看看,再做决定。果相高兴极了,几天之后,她说飞机票已经买好了,请我和老伴(刘金定女士)先去参观万佛城。

长话短说,我们去了万佛城;很凑巧,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祖炳民教授,和几位老友(有唐德刚教授,谢觉民教授,陆铿先生等)。我们在万佛城住了一夜,可惜,我没有会到宣化上人,果相说:“师父正在一家医院休养,不能见客。”我心里稍感遗憾,真所谓“乘兴而去,扫兴而回。”回来的路上,我们参观了国际译经学院,在那里,我也会到当时的佛教大学校长。

次年(一九九二)五月份,果相又打电话给我说:“师父已经出院,很想见你。”她问我愿不愿意和上人会面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当然愿意。”

果然,一星期之后,果相买好了飞机票,又约我和老伴去柏林根国际译经学院去会晤宣化上人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(星期三)上午九时半,我们三人(胡果相、老伴刘金定和我)到达柏林根,师父的弟子恒实法师和阿匹纳博士(新任法大校务长),前任校务长 Chancellor 祖炳民教授等前来迎接,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。十分钟后,我们到二楼的一间小会客室,拜见禅宗三藏高僧宣化上人。我见了上人鞠躬示敬,宣公坐在那里,双手合十,微笑相迎,低声说道:“请坐,请坐。”我和老伴告坐之后,和宣化上人互道寒喧,他问我家乡籍贯;当他问到我的岁数时,我说:“我属马,民国七年生人。”他听了微微一笑,说道:“我也属马,咱们俩同岁。”然后,他又问我:“哪个月生的?”

我回答道:“阴历三月。”

“三月哪一天?”师父又问。

“三月十三”我说出了我的生日。

师父听了,又笑了笑,然后说道:“你比我大三天,我是三月十六生的。”(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,忽然间在座的都静了一静,微笑,低着头,彼此望了一下。我最初不明白,后来,胡果相居士告诉我,那是他们头一次知道师父的生年月日。按照佛教的教规,出家人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年纪的。可是,师父竟破例的把他的生年月日告诉了我,大概是因为我把我的生年月日告诉了他。)

然后,师父又问我启蒙的经过,我说我是在我们村子(河北省蠡县南齐村)的私塾启蒙的,念的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字文》和《百家姓》。宣公听了,又微笑了。他告诉我说,他只念了两年半的书,也是从四书五经启蒙的,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》等等,他全都念过,且还能背得滚瓜烂熟;他还读过医书,常给人家治病。

说到这里,我将买来的一本书(即《元曲小令五十首》的英译本)和近年我写的一些打油诗和对联送给师父做为“见面礼”,师父立刻也送我他写的诗和一套《华严经》。他听说我喜欢写诗和对联,他也把他写过的两首诗背给我听,一首是纪念周恩来的,一首是讽刺毛泽东的。(注:这两首诗,大家都熟悉了,而且也都能背诵,我就不重复了。)

他告诉我,他常给弟子们上对联课,他出上联,让弟子们对下联;他以为这是一项极好的文字训练,帮助增进弟子们的思考能力。

还没等我答话,师父又说:“我给你(们)出一个上联,看看你能不能对下联。”我点头同意。师父说:上联是

白水泉中一大天

我立刻会意,这上联的妙处是用“泉”“天”两字,把它们分开来,再凑成一句。下联也应该照样做才行。

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像“对联”这样的文字游戏,我读过很多对联、门联,甚至挽联,而且搜集了多种这类的书籍。我记得一副对联,它的上联和师父所出的上联几乎相同,那副对联是:

白水泉边女子好,少女更妙;
山石岩下古木枯,此木成柴。

上联用的是“泉”,“好”,“妙”三字;下联用的是“岩”,“枯”,“柴”三个字;分开来,再凑成一起,成一句话。因此,我立刻写下“山石岩下”四个字;作为下联的前一半;为了对上联的“一”字,我想到了“二”这个数字;接着我忽然想到“夫”这个字,因为“夫”和“天”字几乎一样;“天”是“一”和大拼成的,“夫”应该是“二”和“人”拼成的;可是,怎样才能对“一大天”呢?

我正在琢磨不定的时候,师父在旁边看到了,他知道我在为难,于是忍不住地给我提示,说道:“二人夫不就成了吗?”我恍然大悟,“二人夫”就是“二人的丈夫”正配“一大天”。因此,我是在座第一个交卷的人,对联就成了:

白水泉中一大天,
山石岩下二人夫。

师父看了,点头,微笑不语。

我们谈话的时候,果相两三次提醒师父是午斋的时候了,宣公出家以来,六十年如一日,每日一餐(日中一食),夜不倒单;可是这一天,我们谈话的时间早已超过了中午,因为谈得投缘(彷佛两人恨相见之晚),师父并不理睬果相的提醒,继续兴高采烈地谈个不休。直到下午两点多钟,宣公上人才恍然觉到该是吃斋的时候了,我两人的谈话才告终止。(注:这是第二次师父破了自己的教例。)后来果相告诉我,师父和弟子们谈话时,很少超过二十分钟;初次见面的友人,尤其如此,可是,这一天,师父和我的谈话竟超过四个钟头,打破了以往的惯例。这使我想起了晋朝时高僧慧远和诗人陶渊明的故事:陶渊明和慧远和尚是好朋友,他经常去山中庙里拜望慧远禅师,依照惯例,慧远和尚送来访的客人到山下,山下有一条小溪,名叫虎溪,慧远和尚送客人到虎溪为止,从不越过虎溪;可是有一次,他送陶渊明下山,两人边走边谈,兴致极浓,走到山下,陶渊明越过虎溪,慧远和尚也随着他走过虎溪,等到陶渊明向他拱手告别的时候,慧远和尚才觉悟到,他竟越过了虎溪,打破了自己的惯例。

*      *      *

经过那次(首次)和宣公上人长谈之后,我心中不但对宣公有极深刻的印象,而且起了赞佩景仰之情!虽然他只读过两年半的学校,可是他对我国的四书五经造诣极深,不要说别人,连我这个曾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在大学教授四十年的人,和宣公相比,我真觉得“自愧弗如!”正因为他的德行极好,修养极深,超过一般出家人之上,虚云老法师才选拔他为禅宗沩仰派第九代传人;正因为他的眼光远大,他才只身一人远渡重洋,来到异邦(美国),弘扬佛法;在我国佛教记载中,除了唐朝的鉴真和尚远渡重洋到日本弘扬佛法之外,宣公应是第二位不辞劳苦,远涉重洋,把佛法传播给异邦人士的高僧。

不但如此,宣公更想改善美国的教育,在万佛城他创立了育良小学、培德中学,和法界佛教大学,正因为我对上人起了敬仰之心,因此在和他长谈之后,我立刻决定,应邀去万佛城,重执教鞭,再奏弦歌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,我和老伴到达了万佛城。在法大我开了三门课,一门是初级中文,一门是高级古文,而另一门是初级古文(每周星期三晚间上课,这样城中的四众都可以选修)。

上人听说我已经来到万佛城授课,非常高兴,告诉校务长阿匹纳说,要聘我为法界佛教大学校长;我听了,婉言拒绝。上人对我说:“你既然不愿意当校长,那么,我另外给你一个称号,我称你为‘校尊’好了。我佛如来被人称为‘世尊’,就是说,全‘世’界的人都‘尊’敬他;你称为‘校尊’,就是说全‘校’的人都应该‘尊’敬你的。”于是,从此以后,在法大我就被称做“校尊”了。

我原计划在法大教一学期,可是,一学期过后,全校的学生(僧伽四众在内)一致挽留我再教一学期,我只好答应了;结果我在万佛城住了整整一年。

在这一年中,我们的生活非常愉快;对来万佛城教学这件事,我曾写了一首打油诗,略抒我的感受:

有缘来到万佛城,弦歌再继喜盈盈;
宣公德行孚众望,蠡叟心志羡群雄。
读书学道应习练,拜佛诵经重修行;
甚喜庭院深且静,落叶满园秋意浓。

*      *      *

我和老伴儿并没有住在万佛城里,主要的原因是我俩还没有养成素食的习惯。学校为我们购置了一栋平房,就在万佛城的旁边,只隔一条小溪,因为几年没下雨,小溪都干涸了,所以我们可以穿过小溪,就走到万佛城的后园。

我们很喜欢那儿的环境,既清幽,又安静,和我们在洛杉矶的住屋相比,真可说是城乡之别;房子本身不算太大,可是后面的院子很大,原来的房主在后院种了二十三棵核桃树,也种了四种不同的葡萄树,我们住进的时候正是中秋,核桃和葡萄都结实累累,看了令人喜爱不已。我曾作了一首诗,描述院中的情景:

秋雨初停蓝满天,
移居小镇颇悠闲;
院内葡萄多甜脆,
门前花草渐枯干。
胡桃遍地须人捡,
种籽盈笼待鸟衔;
陶公常道田园美,
我今方悟靖节言。

“注:陶公指的是晋代诗人陶潜,字渊明,谥靖节。”

*      *      *

上人并不长住在万佛城,因为分支道场有六、七处,所以宣公必须到各道场巡回宣扬圣道,教导弟子。可是我刚到万佛城讲课的时候,师父正巧也到万佛城小住数周。在万佛城的时候,除了为弟子们开示之外,每周必上一堂对联课;他知道我对作对联很有兴趣,于是约我参加,我欣然答应了。可是,他提醒我,对联课一般是在清晨五时上课,“你能起得来吗?”他笑着问我。“当然,没问题,我可以起得来。”我硬着头皮回答。

果然,一天朱建和小友打电话来,通知我,“明天早上五点钟,师父上对联课,请校尊来参加。”

第二天清早,我赶到城里,参加师父的早课;我没有料到,那天师父出的上联正是:

杨校尊授洋文杨洋同音不同字。

我到达妙语堂的时候,堂中已挤满了人,师父端坐在讲台上,等他把上联写在黑板上之后,轻轻地问弟子们:“杨校授来了吗?”我刚进了妙语堂,悄悄地坐在后面,听到了师父的问话,我才站起来答道,“我来了。”师父听了一笑。

我一看师父出的对联,心中明白,我当然要对个下联;我找了半天,想不出答案;忽然间,灵机一动,我想起了师父曾提到过,他和天主教枢机主教于斌不但是小同乡而且是好朋友,我立刻写出下联:

于教主唱渔歌于渔异形且异义。

到了第二个礼拜,师父又开了对联课,我当然又去参加了。(虽然起了个大早,还有些不习惯。)这次,师父出的上联是:

刘金童举金刀挥利剑刀刀劈空不见血。

我一看,心中明白,原来师父又用我老伴儿的名字做为上联,可是他大概不好意思用全名(我老伴儿的名字是刘金定)所以改用刘金童(而不是刘金定),让弟子们对下联。我明白师父的用意,可是我怕弟子们不了解联中的微妙。我也对上了,我的下联是:

信言之做言人乱讲话人人讥骂未成名。

(注:我曾写了一篇自传,用毛笔写的,呈给师父供参考;因此,师父知道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。)

第三个星期,我又去上师父的对联课,这回他出的上联是:

杨雨辰震西将军克敌制胜如探囊取物。

我一看,心中又明白了,原来这次师父用我儿子的名字编成上联,让弟子们对。(注:我儿子的名字是杨西震。我相信除了师父之外,弟子们不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。胡果相居士知道因为我曾把我的小传寄给她一份。)

我对了两个下联;一个是:

胡白水泉中妖怪兴风作浪竟伤天害人。

另一个下联是:

吴古月胡北医师悬壶济世以舍己为人。

到了第四个星期,师父出的对联不再是我家人的名字了,而是祖(炳民)教授的名字,上联是:

祖教授孙国父祖孙两人谁老谁少谁知道。

我对的下联是:

男医生女护士男女两位孰好孰坏孰品评。

我在万佛城的一年中,我参加了十几堂师父的对联课,获益匪浅;我同意师父的想法,作对联是训练思考的最佳途径。

谚云:“礼尚往来”又说:“来者不往,非礼也。”宣公既然出了上联,让大家(包括师父宣公在内)对下联,那我也就出了我的上联:

万佛城万佛成佛佛光普照。

四众弟子们看了这个上联,都低头细想对个下联,但是半天没人能对得上;宣公确是一位名家,稍加思索,立刻在黑板上写了下联,即

千花山千仙献花花香远播。

我自己也百思不得要领,想了半天,也想不出合适的下联来。因此,我越加赞佩宣公的技艺高人一等。

有一次,当四众弟子们正在绞尽脑汁想下联的时候,我正好站在师父的旁边,他低声地对我说道:“你可知道济颠和尚的故事?”我说不知道。师父就说,在济颠和尚出家以前,他住在丈人家,生活拮据,情绪不佳;有一天,他的丈人看到他这个样子,就给他出了一个上联:

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。

济颠僧看了,知道丈人在讽刺自己;于是稍加思索,就写了一个下联:

迷途远避退还莲径返逍遥。

写完之后,没有多久,他就出家当了和尚。

我以为这个故事颇饶趣味,因此记在这里,作为纪念。

正因为师父曾用我和我的家人写成上联,我也不甘示弱,就用师父的法号作了一副对联:上联是:

宣扬佛法化育英才老禅师德高望重人景仰。

下联是:

度脱罪愆轮转红尘大和尚心平气和合郡欢欣。

遗憾的是,我做好了,没敢呈给师父请他指正,我只告诉了胡公浩两三个小友,希望他们还记得这副对联。

*      *      *

在万佛城的时候,有一次宣公上人和我俩谈话,他提到他办学的心愿,问我有没有什么主意;我就把我的想法通盘告诉上人。回到住所,我把我的建议写成一篇“万言书”呈给上人参考,没过几天,师父告诉我,“我非常同意你的办学方案。”

我的建议是:在法界佛教大学名下,先成立两个研究院,一个是佛学研究院,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研究学院,这两个学院合并成为一所“至圣研究学院”,作为法大的分校,建立在湾区附近。佛教总会已经在圣玛提奥(San Mateo)买到一所房屋,即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旧址,师父说,可以把这所房子改建一下,做为至圣学院的校址。可惜,因为种种原因,改建一事并未成功。这是三年前的旧话了,至今想起来,我仍感遗憾。

*      *      *

宣公上人不但在美国弘扬佛法,改革教育,而且倡导敬老尊贤的美德。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,法界佛教总会发起第一次敬老节,在洛杉矶的天恩素食餐厅举行。宣公上人为这场盛宴命名为“尊老重贤敬德寿筵”,邀请了当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。他并且做了一副寿联,悬挂在餐厅中间,寿联是:

尊老重贤 耆年寿考 福慧双圆
学佛习圣 耄耋龄高 道德齐臻

横批是: 松柏长青

此外,师父还写了一首七律,诗云:

尊老重贤孔孟训,
学佛习圣释子传;
耆年寿考祖师教,
耄耋龄高天地宽。
福慧双圆黎民庆,
道德齐臻草木欢;
竹梅冰雪愧予志,
松柏长青祝君安。

我早已告诉上人,在洛杉矶我们十位退休的大学教授,组织了一个午餐会,定名为“十老还童”会,每月举行一次聚餐,仿效当年的“竹林七贤”的故技,也效法王羲之(右军)等人的“兰亭”会聚;我们这十名成员有吴俊升先生、王师复先生、丁骕先生、杨治全先生、李迈光教授、丁时范教授、胡国材先生、铁鸿业教授、杨训苕教授,和我。其中吴俊升先生最年长,那年已有高寿九十一岁,杨训苕教授是我们的小弟弟,刚刚七十岁(虚岁),其余八位都在七十岁之间,可以说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了。师父叫我传话,约请众学人参加盛会。那天除了丁骕教授因事不克出席外,其余还童会的“老人”们都来了,真个是济济一堂,十分热闹。

那天的敬老会中,最年长的寿星是一百零四岁柬埔寨籍的 Dharmawara法师,其次应该是吴俊升教授了。为了表示敬重,宣公请这几位老人坐在首席。那天正赶上白玉堂老先生(宣公的三哥)八十岁的诞辰,我当场做了一首白话诗,给“三哥”祝寿;我的诗是:

人生七十很平常,八十应是少年郎;
生活九十才开始,愿君福寿永绵长。

我高声朗诵,大家听了,同声喝采。我还领导会众唱“生日快乐歌”,为在座的老人庆祝生日。

师父并在国际译经院定期讲座的法会上,宣布在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前后一天的假日,举行一年一度的敬老节。

*      *      *

最难忘怀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,那年正是我七十五岁的生日,自然也是师父上人的生日。弟子们,特别是胡果相居士,很想庆祝师父的七十五华诞,可是她深深地知道,依照佛门法规,一个出家人决不允许庆祝生日的,何况宣公是这样一位德行崇高的禅宗沩仰宗的第九代传人,当然不会答应弟子四众为他过生日的。于是她私自和我商量(胡果相和我是三十年的老友),总要想个法子,为师父庆贺他的七十五诞辰。我立刻想出了一个妙计,我说,不如让我的家人为我庆生日,我请师父参加我的生日会,我可以在会上宣布,我们同时也是庆祝师父的华诞,这样给他一个惊奇,(英文是 surprise)

“不知你觉得怎么样?”我问果相。

果相说:“这个主意不错,不过,这样不太好,因为我们要对师父说实话;不然,我们不是犯了‘不打妄语’的戒律了么?”

长话短提,果相果然对师父说出为我过生日的原意,也提到我要求师父和我一起过生日的心意。没想到师父答应了,不过,他提出,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,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。

四月四日那天,在洛杉矶的长堤圣寺举行了第一次为师父庆生的法会。师父兴致勃勃,事前为庆生会作了一副对联,上联是:

光头秃眉银须飘洒南极仙翁降临祝嘏贺禧。

下联则是

轮耳宽额赤胆忠诚十方英俊赴宴源远流长。

横匾是:东西聚餐大同快乐长幼欢筵

师父把对联作好之后,吩咐朱建和居士,让我把对联写好;我当然欣然从命,虽然我的书法不怎么样,可是师父叫我写,不请他人代笔,足见他对我的厚爱。

四月四日正好是我的农历生日(三月十三日),也是我的儿子(杨西震)的农历生日(他的阳历生日是四月十日);相当地凑巧。四月中,胡果相、胡果实伉俪也过生日,真是难得。(果相提醒我,不要提出她俩的生日。)

为了庆贺师父的诞辰,我送给师父一首诗,亲笔写好,装上镜框,当场送给宣公做为纪念;我的贺诗写的是:

宣扬佛法渡重洋,
化育英才利万邦;
上界菩萨发智慧,
人间导师启愚盲。

(这是一首“藏头诗”,每句的第一个字读在一起,正是宣化上人四字。)

师父听了,点头微笑,席间不加思索,立刻回赠我两首诗;第一首是:

博治淹贯一通儒,
声音清朗展鸿图;
富国植林樵吾材,
修身齐家壮志足。

第二首则是:

精神充沛豪气壮,
蠡县痴翁幽默奇;
山僧笨拙撰俚句,
祝君百岁更无疑。

(注:我为了那首诗,想了好几天,最后才侥幸想出了四句。而师父上人在会上即席口占七言绝句两首,读起来铿锵有声,语意深奥,真不愧是一位博学高士,我自叹弗如了。)

*      *      *

据果相说,那天到会的不下千人,佛堂上和后园中都坐满了贺客,真应了师父的联句所说的“十方英俊赴宴,源远流长”那句话了。

一九九三年七月,我在法大的教授任务完成之后(本来只答应教一学期,后来经学生们的要求,我又教了一学期,共一学年),我们回到洛杉矶,再度过退休生活。可是,正赶上师父也来到长堤圣寺小住,于是我别出心裁想和宣公聚会几次,不是闲谈,而是借机会多认识师父的心路历程,多聆听他的教益,以便多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我深深地相信,自从宣公上人和我结交以来,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做外人,却把我当做一个知音密友。每当他住在万佛城的时候,除了经常上他的对联课之外,我们常常谈话,师父对我无话不谈,我对师父自然也是无话不说,有时候还常常开个玩笑,以博他一笑。是的,弟子们,特别是胡果相居士,也从旁观察到,每逢我们两人闲谈的时候,师父常常是笑口常开,脸上永远带着欢愉的笑容。他离开万佛城的时候,不论在柏林根,或是在长堤圣寺,他总是打电话来,问我的生活近况。有一次我听到他的声音,我就随便说一句: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。”师父听了,哈哈大笑,说道:“你可不能用这样的字眼儿,因为那是男女谈情的话。”我立刻说:“我们两人也可以谈情啊,友情啊,不对吗?”师父笑而不答。

当然,我以认识宣公上人这位高僧为荣,七十五岁那年,我曾写了一首“七五有感”的诗:

人生七十已平常,七五应是少年郎;
名利全抛心安顺,是非不惹免彷徨。
读书每感时光短,问道宜存志气昂;
晚年欣逢知音友,共奏弦歌伴夕阳。

为了“问道”,为了更了解这位知音友,我提出了和宣公谈话的这个要求,没料到师父慨然应允;这样,从七月开始到九月初旬,我们二人曾谈过十几次的话。最初只是我们两个人在长堤圣寺的二楼会客室谈天,后来,柏林根和万佛城的弟子们听到了这件事,也要求师父准许他们旁听,于是,最后两次是在长堤圣寺的佛堂举行,当地的弟子们也可以前来旁听,万佛城和柏林根两地的弟子们则用电话传播;弟子们也可以随时发问,师父也是有问必答,情况非常欢洽。

我最初的用意是打算从师父的口中得以认识师父这一生的修道经过,这样,我可以根据他的口述,编写一部“宣化上人的传记”。遗憾的是,九月中师父必须去其它道场巡回开示,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只好暂停了。

*      *      *

此后,每逢师父来到长堤圣寺,我一定和他会面。有一次,他的一位老友程曦教授来长堤圣寺拜望上人,住在长堤圣寺,师父知道我和程曦教授是老同学,所以打电话来,约我和程兄见一次面,我立刻赶去长堤,大家相见,欢慰异常。师父当年在香港弘法的时候,就和程曦交成道友,时常往还。程曦和我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生。我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时候,曾约程教授到匹大教暑期学校(程教授在爱荷华大学任教多年,直到退休为止),因此我们也相当熟悉。

还有一次,洛城有四、五十人皈依师父,当天晚上师父邀我为这些新皈依的弟子们讲话,我也为此感到莫大的光荣。

又有一次,杨作相居士从天津来洛城拜谒师父,宣公也特别邀我参加在金轮寺举行的晚间法会,并要我坐在首席,给会众们讲话。

在万佛城的那一年,除了在他的对联课上,师父总邀我站在讲台上,帮助他改正弟子们所写的下联之外,每次他给弟子们在佛堂中开示,宣公总是约我参加,坐在他的左侧,而且给弟子四众们讲话。

还有一次,万佛城附近的汉堡大学的学生到万佛城来参观,师父特别叫我给学生们讲话。我记得我曾用太平洋做比喻,我说:“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太平洋,早已因为现代科技的发达,已经不是什么‘洋’,而应该称做‘太平河’了;而中国就在‘河’的对岸,中国对美国来讲,已经不是什么‘外国’,而是‘近邻’了;耶稣曾对门徒们说:‘你应该爱邻人’;所以,我们不应该对中国存有歧视的念头……”,我说完了那段话后,我偷眼看看师父,只看到他点头微笑示意,似乎对我的谈话表示赞许。

这样的例子,多得不可枚举,我相信三年以来,自从我和宣公结缘以来,他对我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,而我对他的德行学识,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曾经和师父相约,等我们两人年逾八十之后,我们携手隐退林下,那时候,我们有的是时间交往,我也有的是时间向他领教佛教的奥秘,他也有的是时间以诗词自娱,你做我和,以文会友。没想到他竟离我先去。噩耗传来,使得我欲哭无泪,我只能用下面的挽联,略表我的哀悼!

问道失正路,
知音少一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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