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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化上人开示

 

中国文化何以将广受世人所崇敬

◎陈立夫

【一】天地的启示

中国历史久远,从伏羲氏算起,有六千四百余年之久。真正有文献可考则始于尧舜,至少亦有五千年历史文化,中国历史文化比任何国家都记载详实,由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,人类之文明才得以流传,对世界文化亦有莫大的贡献。

从孔子、老子所说的话中,足以证明他们思想的深厚、广大及细密。孔子、老子的观念虽有不同,前者好比为应用科学,后者好比纯理科学,但都是根据“易经”而来的。

《易经》是中国一本最伟大的书。要谈中国文化,不能不懂《易经》,其次是《中庸》。《易经》首先应用于天道,例如天干、地支、天文、气象、季节等是也;降及孔子,始将人道与天道配称,例如乾卦“天行健〈天道〉,君子以自强不息〈人道〉”,其他六十三卦,都是如此,遂有“天人合一”之称。就是说明天道和人道是一贯的,人道是根据天道。人如能效法天,每样事都能达到完美,所谓“顺天则昌,逆天则亡”。

为什么中国没有有组织与有形式的宗教?主要是因为人道根据天道,根据“天道”去做,是不会有错的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,无非以天诲人,使人法天。我们祖先对于天地的认识如下:“今夫天,斯昭昭之多,及期无穷也,日月星辰系焉,万物覆焉。今夫地,一撮土之多,及其广厚,载华岳而不重,振河海而不泄,万物载焉”。《中庸》

所以称天为“高明”的象征而“悠久”,称地为“博厚”的象征而“无疆”,合而言之,是智与德的象征。天道又给了我们许多启示,例如伟大、宽容、光明、前进等,都没有丝毫迷信的色彩而合乎科学的,和西方宗教家所说的上帝是天父有所不同。中国人的观念,不是为了上天堂而信天,而是深信法天、配天是做人应该如此的,所以中国表面上无宗教形式,实际上已有宗教实质。中国人对“天”的了解,在书经中已得到许多证明。所以对于天文学、气象与等的了解,非常透彻,过去天文学的资料迄今仍很正确。

日本天文学权威荒木俊马,就曾批评中国人说:“你们书经中所提到的天文,已经讲得很高深而正确了,为什么你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还感到怀疑呢?”我们听了,十分惭愧。

【二】天道与人道

人要配合天、效法天,天地究竟给了我们些什么呢?归纳起来,人从天道中学到了五个字,那就是“公”、“诚”、“仁”、“中”、“行”。

公的真谛

天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,就是“公”。“公”就是“公而无私”。所谓“天无私覆,地无私载,日月无私照。”“其为物不贰,则其生物不测。”可以说完全是天公地道的。天没有对谁好一点,也没有对谁坏一点。

自己好不好,自己负责,不能怪人。如果自己肯努力,天自然会帮助你。如果自己不争气,天也帮不上忙。所谓“天助、自助”是也。故中庸有云:“天之生物,必因其才而笃焉,故栽者培之,倾者覆之。”这是很公平和公正的,和外国求神的帮助不一样。天,是无私的,所以用之于人道,就是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”

就是说人能法天行道,则大家自能和平共处。能和平共处,自然可以达到世界大同的目标。所谓“大同”,就是大体方面相同,小体方面可以相异。国与国、家与家、人与人,都不能做到完全相同的,因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,就算是双胞胎,其智慧、性格,可能都有不同的地方,何况是一般人呢?所以强人同己,就是私。“公”才是道德的基础。

所以人与人相处应抱者“爱其所同,敬其所异”,“存小异而持大同”的态度,“公”才能显现。希望别人完全同自己一样,那都是私心的作崇,世界那会有和平可言?

诚的真谛

人从天道学到的第二个字,是“诚”。

天地无时无刻不在动,其原动力称之为“诚”,故曰“至诚无息”〈中庸〉,又曰“诚者天之道也”〈中庸〉。诚就是宇宙的动能,人为宇宙间的一个小单位,亦秉赋此种动能而生,故又曰“诚之者人之道也”。诚用之于人道,为一切学问道德之根源,故曰:“智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也,所以行之者一也。”一者何曰“诚”是也。至诚乃能感化他人,所以说:“至诚而不动者,未之有也,不诚,未有能动者也。”

也就是所谓的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”“诚”可释为“信仰”,国父说:“信仰就是力量”,确是真理。诚也是所有宗教的基础,没有不诚的人,可以充任牧师或神父的。所以〈中庸〉有“至诚如神”的说法,意思是说至诚的人可以如神的先知,“至诚之道,可以前知”〈中庸〉,可以感动人,必赖仁与诚。盖所有宗教都是为“行仁”,中国人对神的认识,亦与他人不同,“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”最高智慧者仅称之曰圣,圣人尚且不知,乃称之曰神。

《易经》:“智以藏往,神以知来。”《庄子》: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”《孟子》〈尽心〉:“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”,这都是我们祖先对圣与神所下的定义。所以诚,是天道,也是人道。

如上所说,智、仁、勇三达德的原动力,就是一个诚字,诚又是“择善固执”《中庸》的信仰,并且是未卜先知者,正如《圣经》所说:“上帝是先知。”

我曾经就《圣经》中的上帝和《中庸》中的“诚”,对照做一番研究,发现两者的意义不谋而合,中国人所谓的“诚”,正如外国人所谓的“上帝”。

《圣经》上对神的解释有二十多种,姑举数例如下:

诚为信仰,诚是智慧,诚为仁爱,诚为力量
诚能见其真,诚能成其大,诚能通其化,诚能尽其性
诚者天之道也。

上帝为万物之主宰,“诚”为宇宙间生生不已之原动力,二者之目的均为修身,为的是行道。

仁的真谛

人从天道学来的第三个字,是“仁”字。

所谓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由于天地间每一个单位,不但自己在动,而且和其他星球的单位一起在动,一起存在,这是代表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意思,但是随时随地需要互相调整,使能共同存在。所谓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人从这里面推想而了解到,人要共生共存就应该互爱、互助,而从天道的启示,产生“仁”字。

《中庸》里说:“修身以道,修道以仁,仁者人也。”仁,这个字是从二从人,也就是两个人互存、互助、互爱的意思。是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之所以能形成之凝固力。所以国父说:“仁义道德为互助之用。”“人类顺此则昌,逆此则亡。”国父为求大同世界的理想易于实现,发明了人类进化的“互助”原则,人与人之间互爱,才能互助、互存。无论是君(长官)与臣(部属)、父与子、兄与弟、夫与妇、朋友与朋友都要互相敬爱。才能共生共存共进化,这就是伦理道德之所由生。

仁爱的思想是要从小培养出来的。也就是始于孝悌。《论语》: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,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欤。”《论语》中提到“仁”有一百零五次之多,其重要可以想见。孟子甚至说:无仁心者,不能算是人。

中的真谛

人从天道学来的第四个字,是“中”字。

天地间每个单位随时在行动中自我调整,并须和其他单位相互调整,使之不会冲突,各得其所,各遂其生,而恰到好处,称之曰“中和”。故曰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万物育,则人道亦在其中矣。

“中”的调整,如何才能达到恰到好处?例如汽车、轮船在行动时,驾驶者每秒钟都在调整方向盘,才能不偏不倚地向前行驶。“中”以名词来说,就是重心点,有此则稳妥不坠,以动词来说,就是正好打中的中,以形容词来说,是恰到好处。

凡是过与不及都不好,要恰到好处才好,所以说“过犹不及”,如穿衣,穿太多则热,太少则冷,要恰到好处,又如流行衣服太长太短太宽太窄,都是短暂的流行,过时淘汰,只有不长不短才能持久。又如吃饭,勿少吃亦勿多吃,适可而止;其菜肴,最好不太甜,或酸、或苦、或辣,则久吃不厌。所以时时事事都要恰到好处──时中,才是最好的,而且最能持久。“中者,天下之正道”,“不偏谓之中”,“不偏则公”。

中庸之道,是中国文化中极重要的美德,因为中则不偏私,不偏私则事无不平,人无不和,人类的知识愈增进,其对事物的两极端观察得愈清楚,始能了解事事物物时时在变动中。走极端易造成“物极必反”的错误结果,凡事要合乎多数人长期的要求,才是正常现象,此之谓中。

行的真谛

人从天道学到的第五个字,就是“行”。

天无时无刻不在动而向前进行,乾卦所谓“天行健”是也。这就是教人天天要进步,不可懒惰中止,要“自强不息”。凡是动的东西,都会按照一定轨道,向前行去,而且都是成波浪形的进展,如电波、光波、声波等。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是朝直线上升的,而是上上下下的前进的,例如近来的股市,到了顶,必定会跌落下来。所谓“物极必反”、“乐极生悲”,都是从易经得来的智识。天所昭示人类的,就是健行,能健行就会“自强不息”,不断地向前行进,就是进步,所谓“茍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是也,懂得健行,一定会有恒。

孔子最讨厌的是“坐而言不能起而行”的人。只说不做就是不诚,亦是不仁,所以说“力行近乎仁,”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,只说不做的称为“乡愿”──伪君子。孟子称之曰“德之贼也。”国父的“知难行易”学说,与此相符合。

【三】道统及其形成

以上五个字,是根据天道而来的人道,是中国文化中的做人做事的基础,传承下来数千年,就成为道统。

简括言之:

于理而言,称之曰“公”──无私无我之公。
于己而言,称之曰“诚”──成已成物之诚。
于人而言,称之曰“仁”──立人达人之仁。
于事而言,称之曰“中”──不偏不倚之中。
于功而言,称之曰“行”──日新又新之行。

此一道统如何形成?考诸吾国之历史,在尧舜以前因文献不足,孔子抱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科学求真求实精神,不便写作,故删书亦从尧开始,尧是一极伟大(“惟天为大,惟尧则之”)、极开明的君主,选择了一至孝至悌的(孝悌为仁之本)大贤才于民间,其名曰舜,使之摄政了二十八年(亦可称之谓训政),生前曾以“允执厥中”四字诀传给他,尧崩,舜受人民之拥戴而继帝位。舜不幸有一不慈的父亲──瞽叟,又有一不悌之兄弟──象,但是他依然对父与弟敬爱不衰,所以孔子称他为“大孝”。

他治理政事,重视求才,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提善,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。孔子又称他为“大智”。他重视人伦,使契为司徒以之教民。其时洪水为灾,他选了一位水利专家──禹,让他摄政了十七年,并且传授给他十六字诀:“人心唯危,道心(仁)唯微,唯精唯一(诚),允执厥中。”因为当时人民受水灾影响,经济衰落,人心曰坏,前两句是指此的,惟有诚心诚意治好水患,才能挽救厄运,所以他又君上了三句。允执厥中,乃是依旧应重视的。

禹聚精会神的治水,疏浚九河,沦济漯而注之海,决汝汉,排淮泗而注之江,然后国人可得平土而居,五谷可登。此一伟大无比的水利工程,得禹之亲自督导而最后成功。他在外八年,三过家门而不入,其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的至诚至仁精神,永垂不朽。他最爱惜时光,他讨厌旬酒,而喜欢听嘉言,甚至可向人拜受。他最能礼贤下士,他亦效法前辈公天下之禅让。年老时让益摄政,惟于其死后,国人咸认为禹之子启贤于益而拥戴之,传子而不传贤,自此开始,此固非禹之有私于其子也。

其后夏桀无道,民不聊生。汤放之,是为商朝之始。距尧帝已五百余年矣。汤居亮,以七十方里之地,施行仁政,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拯民于水火,渴望其来拯救,若大旱之望云霓。其来也,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之,所谓仁者无敌是也。其成功在立贤举才,尤其得贤才伊尹之助最多,而其治政方针,仍秉“允执厥中”之训示。

汤崩,太甲覆汤之典刑,伊尹敦之于桐,三年,太甲悔过,自怨自艾,于桐处仁迁义三年,以听伊尹之训己也,复归于亮。伊尹放太甲,其目的在训太甲以政,及太甲知如何治理国政,遂还政于太甲,此种大公无私,勇于负责的精神,实启训政制度之榜样。宜乎孟子尊之为“圣之任者”,谓必先有伊尹之志而后可,否则将被称为篡也。

五百年后纣王荒淫无度,商遂亡于周,文王以方百里之地,以仁声远播,天下归心。其所以致此者,盖源于文王之德之纯。纯者、诚也,故孔子赞之曰:“文王之所以为文也,纯亦不已。”文王视民如伤,发政施仁,必先及于寡孤独四者,盖哀此茕独,政府之责也。其子武王,军事长才,统一全国。其为政也,“不泄迩,不忘远”(孟子),诚敬而信,尤能用贤,有十重臣为佐,使国大治,十人中有女士一人,足征妇女从政,在我三千年前己有之矣。孔子称武王为“达孝”,谓其能为其父王继志述事;能重视序昭穆,序爵,序事,序齿;能践其位,行其礼,奏其乐,敬其所尊,爱其所亲,事死如事生,事亡如事存,故曰:“孝之至也”。孝为仁之本,礼乐为德之行,其为有道之君,又为文武全才,宜其“治国其如视之掌乎!”

武王崩,其子成王尚幼,周公为武王之弟,以王叔摄政。凭其文武全才,平乱拓疆,国势大振,制礼作乐,为国家奠久远之德基。孔子认为惟大德而又有其位者,乃敢作此。周公复采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,使各级政府之首长,必须具备能文能武之资格,始克胜任,故能内修仁政,外抗侵略。周之能历三十世,经七百年而始衰,岂偶然哉!考诸世界历史,无可与之相比者,无他,仁政之为全民所爱戴耳!

天知中国,有尧、舜、禹三大圣君,连续降生,连续禅让,为国家奠定了公、诚、仁、中、行之德基,随后虽稍有变化,五百年后,汤与伊尹,竟复为之复兴,再五百年,历史几乎重演,文、武、周公三大伟人又连续降生,连续当政,公、诚、仁、中、行之道,复能以身立教,行健不息。五百年后,孔子降生,虽不得其位,而能使此道愈加弘扬,乃被人尊称为万世师表。

孔子生于周末,其时中央政府名存实亡,诸侯割据称雄。孔子虽存复与周室之宏愿,无奈终未得时君之长久重用。因其理想过高,不愿随沉浮,周游列国,凡十四年,艰险备尝,有志未伸,乃广收生徒,从之者三千,精通六艺者七十有二。

乃归鲁,删诗书,定礼乐,赞周易,成春秋,将中国以往一千五百余年之文化遗产,作一全盘之整理,存菁去芜,使后人更易了解而乐于实行,故有人谓“有孔子乃有中国文化。”此言实非过誉,其实“有中国悠久崇高之文化,才产孔子;有天纵圣哲之孔子,中国文化才成其系统而见其伟大。”从上述之史实,可以证明治乱与兴亡,必有其道,道得众则得国而治,道失众则失国而亡,无有例外,综其要点,为:本于大公,发于至诚,归于求仁,固于执中,成于力行。

果能具此五者,谓之得道,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,寡助之至,亲戚叛之;多助之至,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,攻亲戚之所叛,则战无不胜,政无不举。传此道之统绪,谓之“道统”,代代相传,形成了全民之共信,并造成了“大而能容,刚而不屈,中而无偏,正而远邪”之民族特性。及至国父孙中山先生,此一名称,更为显著,民国十一年国父说:“中国有一个道统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继不绝,我的思想基础,就是这个道统,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。”此乃中国道统之形成也。

【四】八德之演生

国父为了使一般老百姓易于明白了解,把“公、诚、仁、中、行”五个字演绎成为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之八德,亦即中国人传统的美德。(注):诚则忠、信;仁则孝、义、爱;中则和、平。其行也必公。

忠孝:忠于国,孝于亲,是做人最起码的条件。
仁爱:由忠孝扩展而来,由“亲亲而仁民”,到“仁民而爱物”。
信义:由仁爱之实践而来,若仅空口说仁说爱,而无实际行动,则无补于事,故必需“言而有信,行而合义,”内外一致,言行相符。
和平:由以上六德步步升华扩展而来。

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忠孝、仁爱、信义六德,自然发挥人类互爱、互助精神,而达到人“和”、事“平”。

【五】四维之宏扬

管子虽是法家,和儒家孔子的施政方法不同,但是道理是相通的。道统都根据“天道”而来,其思想渊源于自然,以顺天、爱民,发展为大公无私。成为千古不变之政治原则。礼和义是正面的,廉和耻是反面的,都是求人和而事平的。

礼:就是道德在生活中的表现,有此,则人与人相见以礼,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人人有礼,则社会自能和谐安乐。
义:就是“仁”见于行,互相扶持,互相帮助,人人知义,则守分而能勇为。
廉:就是不侵犯他人之权益,是指物质方面的。人人廉正,则不会互相侵犯,各守其分。
耻: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名誉,及自己的品德,是指精神方面的,人人明耻,则邪恶之事不生。

如果人人有德,各守本分,各尽职责,团结互助,人和事平,国家那有不强之理?因此,管子说:“礼、义、廉、耻,国之四维,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”这是我国固有的“四个坚持”。

【六】结论:重人兼重德的中华文化才能拯救世界

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集结十亿人民成为一家,持续五千多年光荣历史文化而不坠者,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了人类共生、共存、共进化之原理,此一原理,称之曰道。其行也,称之为德。人人重视道德,并能不断进取开展,遂成为最有系统的做人及政治哲学。中华之所以屹立不摇,是基于此一“重人兼重德”的道理,和“重财”、“重物”的学说完全不同。

因此,四维八德最后合并成为中国国民守则十二条,中国之文化道统,更见其完善与实用。茍我国国民人人能身体力行,则不独国族能强即世界和平,人类幸福,亦将受其赐矣。

人类不愿为物所役,人类亦不愿久为金钱所奴役,惟有“重人兼重德”之中华文化,才为人类所欢迎。世界上大哲学家如英国的汤恩比、美国的杜兰等均预言,中国文化之未来,将大有助于世界人类之幸福,并认为二十一世纪,为中国文化之世纪。吾人对于此类预言,其能不努力以求其实现乎?愿与诸君共勉之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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